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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文博考古界而言，2021年无疑是值得铭记的一年：无论是仰韶故里的中国考古百年盛会，白鹿原上汉文帝霸陵的重新确认，还是三星堆祭祀坑“再醒”惊天下，既是考古学界的大事，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昔日冷门的文博话题持续成为社会热点的背后，是社会与公众对文化寻根的渴望与追求。

　　澎湃新闻艺术评论编辑部盘点的2021年十大文博热点中，有对“最早中国”的探源与讨论，有对家园、考古遗址的守望与发现，也有革命文物与红色遗址的保护利用，更有文物追索与回流的思考。

　　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现古学的诞生，发现并命名了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由此拉开仰韶文化研究的百年历程。经过百年来的不断探索，仰韶文化的重要地位已被初步揭示，仰韶文化是我国分布范围最广的考古学文化，涉及10个省区，延续时间最长达两千余年，大体可分为初、早、中、晚四个发展阶段，在其广阔的分布区域内可分为不同的“类型”或称为文化，是一支巨大的文化丛体或文化系统，内涵极其丰富。

　　1921年10至12月，经中国政府批准，安特生和考古学家袁复礼等一起进行了首次发掘。根据出土文物，确认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遗存。按照考古学惯例，把发现地作为该文化类型的名称，故名“仰韶文化”。“仰韶村遗址的发现，将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史从文献记载的夏商时期，向前推了至少2000年，成为研究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的承上启下的重要支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

　　经过百年来的不断探索，仰韶文化的面貌逐渐清晰。作为中国分布范围最广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涉及10个省区，延续时间长达两千余年，大体可分为初、早、中、晚四个发展阶段，在其广阔的分布区域内可分为不同的“类型”或称为文化，是一支巨大的文化丛体或文化系统，内涵极其丰富。有学者认为，仰韶文化在黄河流域持续稳定发展，并强力向四方施加文化影响，为后来统一文明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根基，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

　　事实上，仰韶村遗址的百年考古历程反映着中国考古与中国的整体历史命运紧密相连。仰韶村遗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是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的1921年，这一年中国诞生；30年后，新中国初建的1951年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再30年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至1981年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又40年后，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世界又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正进行着第四次考古发掘。四次考古发掘的时间节点与中国历史发展重大阶段时间节点同步，这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仰韶村遗址的考古展现了中国考古学前进的步伐。第一次考古发掘拉开了考古探索中华远古文明的序幕，但没有区分出遗址内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第二次考古发掘初步确认了遗址具有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因素。第三次考古发掘确认遗址存在仰韶和龙山两个考古学文化、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第四次考古发掘是配合当地农村建设而开展。”

　　“‘中国文化西来说’曾深深刺痛了当时的很多中国学者，也更激发出他们通过考古资料重建古史的热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曾说，“中国上古有什么样的人文和政治景观，中国文化的源头到底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成为国人热切期盼解决的问题。”

　　“百年考古，发现了从旧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一系列重要遗址，建立了考古学分期标尺，理清了发展谱系，证明从古至今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一脉相承、不曾间断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说，“以考古发现为基础，通过整合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中国考古学界提出了有充分依据的更为可信的中国上古史基本框架。”

　　在中国现古学迎来百年之际，10月18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开幕式上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北京周口店遗址、仰韶文化遗址、良渚遗址、上海青浦崧泽遗址、秦始皇陵等100项考古发现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对于最早“中国”的探索一直是近年来考古学界关注、讨论的热门线日，新石器时期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与夏商时期的二里头遗址均入选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而这三个考古遗址正与考古学界关于最早“中国”的探讨密切相关。

　　有意思的是，山西陶寺遗址与陕西石峁遗址去年曾以“黄河文明的标识——陶寺和石峁的考古揭示特展”在山西博物院展出。呈现了石峁和陶寺两处遗址的出土文物对比展，也让人设问：石峁是否为黄帝居所？陶寺是否就是尧都？而在今年11月，陶寺文物又继续出现在二里头，与不少考古学者认为的夏都二里头文物进行对比，两大展览，都是对“最早中国”的一种探源。

　　历史上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外学界都认为尧、舜、禹是一个存在于文献或传说的时代。这个时代到底是不是一段中国信史？如果是，他们的都城在那里？有遗留文物吗？

　　在寻找唐尧与夏禹都城的过程中，新石器时期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与夏商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逐渐进入了考古工作者的视野，结合遗址考古与大量发现，被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分别是尧都与夏都，与“最早中国”直接相关。

　　陶寺遗址，距今约4500～3900年，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是新石器晚期龙山时代的大型聚落遗址。考古学家曾在这里发现了已知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发现了到遗址发掘为止最早的文字，发现了中原地区已知最早的龙图腾，发现了到遗址发掘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发现了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曾评价道“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是实证5000多年中华文明历程的重要支点和基石。”

　　2021年3月14日，陶寺遗址博物馆奠基仪式暨塔儿山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启动仪式在山西临汾襄汾县举行。在建筑设计上，博物馆的外形是一个“中”字，突出“最初中国”的理念。建成后的博物馆主建筑为两层，将以“今日中国 陶寺走来”为展陈主题，全面展示陶寺文化和帝尧文化。

　　石峁遗址是以“皇城台”为中心、内城和外城以石砌城垣为周界的一座罕见大型石头城，是陕北已发现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晚期人类活动遗址，也是中国发现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距今已有4000左右的历史，面积约425万平方米。石峁城址被誉为“石破天惊”的重要考古发现，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多元性的再反思，对于探索早期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石峁遗址自被发现以来，学界对城址主人进行了探讨，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石峁遗址与黄帝或舜有关”。虽然这不是主流的观点，但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双城并峙数百年，土城恢宏，石城巍峨泛亚电竞官方登陆入口，人口密集，规划井然，社会分工明确，初现王权和礼制，以及中国早期国家基本面貌。石峁与陶寺，隔河遥望，南北呼应，在交流与碰撞中，共同推进了中华文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成为黄河文明的显著标识。

　　二里头遗址，距今约3800～3500年，位于河南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境内。殷墟的发现，彻底推翻了疑古派对商朝存在的质疑，商朝早已找到，那么《史记》中的夏朝又在哪里呢？1959年夏，考古学家徐旭生在河南洛阳偃师调查传说中的夏墟时，在二里头村发现了一种晚于龙山文化但早于商文化的大型遗址，这就是后来的“二里头文化”。

　　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它是一处早于洛阳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

　　由于二里头遗址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所以从发现开始，围绕它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其中最大的悬念是：它是夏都还是商都西亳。“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也都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虽然对“夏都”之名仍有部分争议，但二里头持续不断的考古发现，使得二里头一直成为中国考古界的热点。泛亚电竞官方登陆入口包括二里头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问题，也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学术争议是好事，虽然有的完全是两个声音，但有一点值得放心，无论持什么观点，没有人怀疑二里头新发现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此前接受采访时说，“从新发现中，人们几乎可以触摸到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脉动了。”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今年是中国成立百年，革命文物与红色遗址也一直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如何保护、管理、利用好革命文物，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汲取奋进力量。

　　国家文物局今年3月宣布，全国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6万多处，国有馆藏可移动革命文物超过100万件/套，北京、上海等20个省（区、市）相继公布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革命文物史实研究和价值挖掘得以提升，保护管理状况显著改善。“十三五”时期国家文物局共实施263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革命文物保护项目，2021年已批复近200项。

　　周恩来送给军政部主任参事李华英的平型关战斗缴获的淮安地形图 国家一级文物

　　各地对革命文物的重视程度也在持续提升，广东5年计划投入15亿元、安徽2年累计投入2亿元用于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在党史研究上、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职称改革上、与后勤保障部在营区文物保护上加强合作。

　　此外，革命文物展示展陈渐成体系，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革命旧址开放率接近94%，革命博物馆、纪念馆总数超过1600家，“十三五”时期平均每年推出革命文物展览4000余个。围绕抗战胜利7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建军9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等时间节点，推出系列主题展览。

　　上海一大会址、北京大学红楼旧址等一批重大党史旧址保护修缮工程当年完工并开放，中国历史展览馆也在今年开放，百年党史文物大展得到全面布陈，多角度生动展示百年党史。

　　今年3月，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众多媒体连续进行现场直播，引起国内外极大关注。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三星村，是先秦时期的古蜀国中心区域。但在传世文献中，战国时期以前的古蜀国多是以一种模糊的史影状态出现，其史迹皆属古史传说的性质。较为有据可循的叙述来自于晚商和西周时期的甲骨文。依甲骨记录，商王朝和周王朝都曾征讨蜀人，表明在当时的四川盆地确实已经存在一支中原王朝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然而，这些甲骨文依旧为外源性的叙述，而来自于蜀地本身内源性考古学证据的出现，则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直接相关。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1号坑和2号坑的发现“一醒惊天下”。2020年10月9日启动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2021年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发布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新发现6个“祭祀坑”及坑内珍贵的金器、青铜器、玉石器和象牙等文物，让三星堆遗址“再醒惊天下”。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一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了世人对古蜀国发展水平的传统认识，另一方面也极大的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就文明的发达程度，对后世以及周边地区的影响而言，三星堆文化整体来说没有达到中原地区夏商周文明的高度，但在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大型铜器的铸造，黄金制品的制作和利用等方面，则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当时的中原。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会影响四川考古、中国考古甚至世界考古很重要的发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认为，三星堆“祭祀区”的新发现有助于解决长期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比如最基本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过去我们只发现了两个坑，这次新发现从两个坑增加到八个坑，并且对周围进行了详细的勘探，有助于复原当时“神庙”或“祭祀区”内部的空间，对完整认识当时的礼仪空间，宗教思想，乃至于反映的宇宙观念，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线上“再醒惊天下”的三星堆，线下三星堆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参观。2021年国庆节期间，三星堆博物馆门票连续三日售罄，5日参观人数达到19705人次。

　　让人措不及防的是，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座“祭祀坑”的新闻发布后，“三星堆”商标竟引起了新一轮的“抢注”热潮。对此，三星堆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发现多家公司申请“三星堆”相关商标后，他们向商标管理部门提出很多异议，希望相关部门能加强对文化品牌的商标管理工作。

　　值得期待的是，随着三星堆遗址不断有新的考古成果，三星堆博物馆新展馆的建设也被提上了日程。三星堆博物馆新展馆征集项目的建筑面积约35000平方米，其中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建筑面积约30000平方米，游客中心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

　　未来，三星堆遗址还将与金沙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共同推进古蜀文明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三星堆以外，还有一系列考古发现值得记录：山西垣曲北白鹅两周墓地以出土最萌文物（5件猫爪形金饰）与发现周代女性化妆品盒两次登上热搜榜；海拔高度达到3750米左右的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发现13万年甚至20万年前的近万件石制品和用火遗迹等。

　　除了“再醒惊天下”的三星堆，2021年，“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也取得重大突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线上发布会聚焦汉唐时期重要考古发现。其中，汉代第三位帝王汉文帝的霸陵无疑是关注度最高的项目。

　　多年来，考古工作者一直围绕文献记载的“凤凰嘴”寻找汉文帝陵墓，在没有确认墓主人身份之前，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的这处墓葬一直被称之为“江村大墓”。考古队员通过精细发掘和缜密分析，判断出“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的霸陵。另外两个项目分别是，隋唐洛阳城正平坊遗址，以及在甘肃武威发现的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的最新研究成果。

　　江村大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2016年江村大墓外藏坑受到盗扰，为确认墓葬保存状态及周边文物分布情况，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工作者对江村大墓及其附近的窦皇后陵、薄太后南陵和相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地点，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并对陵园外藏坑进行了考古发掘，目前确认江村大墓为西汉早期汉文帝刘恒的霸陵。

　　据考古队领队马永嬴介绍，此次确认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霸陵是一系列的证据链构成的。首先，是从位置来讲，它离窦皇后陵比较近；第二，它有四条墓道，是帝王级别的；第三，有大量外藏坑，这也是皇帝墓葬的特点，坑里出土的官印、陶俑都是级别非常高的陪葬品；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证据是，考古人员在窦皇后陵和江村大墓的周围发现了一圈更大的夯土院墙，形成了一个大陵园，将皇帝和皇后围在了一起，而汉代陵墓特征就是皇帝和皇后葬在一个陵园内。

　　这次考古工作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西汉十一座帝陵的名位问题。霸陵双重陵园、帝陵居中、外藏坑环绕的结构布局，与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陵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奠定了西汉中晚期帝王陵墓制度的基础，对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有关学者认为，汉文帝霸陵放弃渭北祖陵区，选址白鹿原的原因不是因为受到“昭穆制度”限制被迫别葬，而是为了解决其母薄太后的丧葬礼仪问题，并兼顾扼守交通要道、防御东方诸侯的政治需要；同时，文帝的个人情感因素也影响到霸陵的选址。

　　2021年也是“共同守望”古建筑的一年。10月上旬，山西多地接连不断的大暴雨导致山西不少全国重点文物都受到影响与损坏，如晋祠多处建屋面漏水，山西运城盐池禁墙东禁门瓮城大面积坍塌，运城解州关帝庙崇圣寺门楼漏雨，春秋楼二楼大面积漏雨威胁到“夜读春秋”塑像……山西10月共有1783处文物不同程度出现屋顶漏雨、墙体开裂坍塌、地基塌陷等险情，9座博物馆纪念馆（古建筑博物馆）也出现小面积漏雨等情况。

　　尤其是，此次受暴雨灾害影响较为严重的，绝大部分为低级别和未定级文物。达到比较严重状况的有 750 处，其中 84%为市、县级“低保”和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连日来，随着话题“风雨中山西古建筑正受到威胁”冲上热搜，山西古建筑的修缮保护与活化利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山西晋中昌源河大桥桥台被冲垮，铁路双向中断。 经过紧急抢险，上行线已经可以通车。 图/人民视觉

　　作为文物大省，山西不可移动文物在册登记数量约53875处，其中古建筑达三万余座，素有“中国古代建筑的宝库”之称，与壁画、雕塑等依附古代建筑而存在的艺术形式，共同组成宝贵的国家历史文化遗产。知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早在民国时期多次带队前往山西考察古代建筑四次。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佛光寺东大殿，改变了日本人“中国境内无唐代木建筑”的说法。

　　据此前当地媒体透露泛亚电竞官方登陆入口，山西省文物保护的资金由之前的每年1000万元增加到了1.7亿元。尽管如此，文物存量大、人力财力不足的矛盾在一些地方依然突出。尤其是一些县级保护文物，修缮资金缺口较大。也有学者撰文认为，此次山西古建受损有诸多遗憾，文保单位对此类灾害缺乏应对预案，“而且不能把责任完全归为降雨，因为那些倒塌的乡村古建筑此前损毁已经很严重，这次降雨只是加速了倒塌。”

　　2021年10月，首届“共同守望”山西论坛在山西高平举行，探索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新路径。论坛主要内容包括“共同守望”山西论坛启动仪式、“文明守望工程”研讨会和“米烛之光”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修缮推介会三部分。

　　“在刚刚经历了一场无情秋雨的侵袭后，大家相聚在古建遗珍的汇集地高平，以‘共同守望’为题，探索共同参与文物保护的新路，在这个村村有古庙、山山藏古建的宝地，让我们在千余年微风的熏陶下，一起为‘守望山西’出点力。”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刘玉珠在论坛上介绍，山西暴雨洪灾，基金会携手各方参与灾后古建保护修缮，目前已落实捐赠资金1500万元。

　　流失海外的文物一直是国人心中的痛。2021年2月11日晚，农历春节除夕夜，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作为2020年回归祖国的第100件流失文物，亮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

　　天龙山石窟流失佛首回归祖国，经历了曲折又振奋的过程。2020年9月14日，国家文物局监测发现，日本一拍卖行拟于东京拍卖一尊“唐 天龙山石雕佛头”，后启动追索机制，确定“叫停拍卖、争取回归”的工作目标，并与拍卖行负责人取得联系，鼓励促成文物回归。

　　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凿于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是中原地区代表性佛教石窟，在中国石窟雕塑发展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古董商“山中商会”驱动下，天龙山石窟遭到大规模盗凿，超过240尊雕像被盗，几乎所有造像头部，甚至造像全身被盗运境外，现收藏于日本、欧美博物馆以及私人手中，破坏程度在中国石窟寺中最为惨烈。此次回归佛首，是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到祖国的天龙山石窟流失佛雕，具有重要意义。

　　2021年7月24日，天龙山石窟佛首回归仪式在山西太原举行，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终归故里。与此同时，“复兴路上 国宝归来”特展也在太原天龙山石窟博物馆开展。

　　到2021年岁末，又一起文物回流让人感怀，国家文物局12月13日主办文物捐赠入藏仪式，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苏珊娜·芙拉图斯（Suzanne Fratus）女士捐赠的两尊明代陶俑入藏上海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其后还配合展出馆藏明代彩色釉仪仗俑队陶器共计66件，有人物俑、骑马俑和仪仗队所需要各色人等，与回流文物共同展出。

　　国家文物局表示，促进流散海外的中国文物回流的同时，国家文物局在“十四五”期间还有诸多文物对外交流合作项目已在计划之中。在流失海外文物追索中，我国探索多样化的文物追索路径，为国际社会提供追索成功案例和经验。近年来，国家文物局逐步建立综合使用外交斡旋、协商谈判、执法合作、司法诉讼等方式追索返还流失文物，促成了30余批次近4000件套流失文物回归祖国。圆明园鼠首兔首、秦公晋侯青铜器、大堡子山金饰片等文物的成功追回，为宣传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原则理念、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1840年战争以来，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除了成功追回的“国宝”，还有更多的文物，期待“回家”。

　　圆明园、良渚、殷墟、大运河……每逢节假日，这些“网红打卡地”从风景到文创，总是引人关注、频上热搜。这些“网红”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大遗址。

　　大遗址主要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特点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及文化景观。

　　事实上，大遗址折射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璀璨光芒，它们的保护、发掘、展示工作，与公众生活、特别是精神文化生活紧密相关。国家文物局连续制定实施了“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大遗址保护专项规划，持续指导各地开展大遗址考古研究、文物保护、展示利用、文化传承等工作，初步形成了以“六片、四线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格局，评定公布了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运河、丝绸之路和良渚、殷墟、老司城、元上都等7处大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在11月发布的《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对未来五年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进行谋篇布局，并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考核指标：如建设20处国家重点区域考古标本库房、完成100处重要大遗址基础信息采集、出版20—30部重要大遗址考古报告、进一步实现60—70处大遗址对外开放、新增10—15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

　　5000多年岁月如歌，中华民族并不缺少精彩的文明传奇。我们盼望的，是悠长历史的精彩讲述与创新表达。

　　正如一些评论所言，大遗址开放服务质量的提升，最根本的要求是在考古工作的坚强支撑下讲好文明故事，使大遗址成为一本本人人爱看的“文明教科书”。一个一流的遗址博物馆，不会满足于客流量达到多少，不会满足于低层次文创产品销售。它所呼唤的，是用心倾听、用心品读的观众。

　　2021年，说到文博界最令人振奋人心的时刻，那一定是在7月25日下午，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在提交大会审议正式获得通过，成为新的世界文化遗产。至此，中国的世界遗产清单上再添一颗璀璨明珠，共有56项世界遗产。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在“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说，“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升至56项，我们备感喜悦和振奋。宋元泉州是当时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港口的杰出范例，具有独特的发展智慧和卓越成就，展现了10-14世纪港口经贸的蓬勃发展，对该时期的世界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以及亚洲社会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宝贵财富。”

　　据介绍，此次“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是二度申遗。2018年，中国申报“古泉州（刺桐）史迹”未获成功。同年6月，在巴林举行的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泉州项目的审议结果为“补报（发还待议）”。此后泉州申遗在总结上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就遗产价值、系列遗产的要素构成逻辑与整体关联，以及可持续的保护管理途径等方面进行了深化研究和完善。

　　二度申遗的泉州，申遗遗产点从16处增加到22处，遗产区面积总计536.08公顷，缓冲区面积总计11126.02公顷，分布在自海港经江口平原并一直延伸到腹地山区的广阔空间内，完整体现了宋元时期泉州富有特色的海外贸易体系与多元社会结构，多维度地支撑了“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这一价值主题。

　　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包括：九日山祈风石刻、市舶司遗址、德济门遗址、天后宫、真武庙、南外宗正司遗址、泉州府文庙、开元寺、老君岩造像、清净寺、教圣墓、草庵摩尼光佛造像、磁灶窑址、德化窑址、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洛阳桥、安平桥、顺济桥遗址、江口码头、石湖码头、六胜塔、万寿塔。其中，开元寺位于泉州市鲤城区西街，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文物古迹，也是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

　　我国石窟寺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整、内涵深厚，主要分布在四川、陕西、重庆、山西、西藏、甘肃、山东、河北、浙江、河南、新疆、宁夏、云南、内蒙古等省份。石窟寺是我国辉煌灿烂古代文明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文明同其他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见证。经过7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国石窟寺考古与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但由于历史欠账多、基础薄弱，当前石窟寺保护工作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中小石窟寺保护滞后，结构失稳、风化、渗水、微生物等病害多发，部分保存状况欠佳。盗窃盗割石窟寺文物的犯罪活动、石窟寺造像违规妆彩重塑等问题时有发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部分石窟寺过度强调旅游开发，超过文物承载能力。

　　为全面掌握我国石窟寺现状，从2020年9月到2021年6月，在一项前所未有的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作中，陕西、山西、山东、江苏、四川、新疆等地新发现多处石窟点。

　　据国家文物局资料显示，截止2021年2月，共计完成4532处石窟寺及摩崖造像的现场调查工作，覆盖了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资料的80.96 %，已完成1366份调查报告。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和《“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国家文物局编制了《“十四五”石窟寺保护利用专项规划》。

　　2021年12月7日，国家文物局印发《“十四五”石窟寺保护利用专项规划》的通知，要求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深刻认识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实施“石窟中国”保护工程等，到2022年，石窟寺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取得重要进展，石窟寺重大险情全面消除，重点石窟寺安防设施全覆盖，风险防控水平和应急处理能力显著提升。到2025年，石窟寺保存状况明显改善，安全防范能力持续提升。